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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是令人感受复杂、五味杂陈的词语。
我从2004年开始社会创新的探索，和同道创办了基金、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研究机构，进行社会创新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并于2013年8月底到英国北安普顿大学做社会创新的访学研究。这其中，我和中国社会创新界多有接触，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在壹基金年会的讨论环节，我向公益界代表建议，中国的部分公益组织可以考虑向社会企业学习。当时会场上绝大多数代表大概几百名挥着绿手帕表示强烈反对，只有十几名接受了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的同学表示支持。
这十年的历程，对比国外，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创新需要理性、包容、开放、创新的探索。
首先，社会创新的概念理解认识。“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也译为“社会创业”、“公益创业”、“公益创新”，它与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精神等等，都是舶来品。
对此，国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的国内慈善和公益学界，可以说是偏“左”的。关键词几乎都是“奉献”、“无私”、“道德”等，排斥“商业”、“营利”，更不要说“赚钱”了!另一类是有经济学和商学背景的人谈论的社会创新的概念，是接近国外狭义的社会创新的界定，就是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活动。另外很特别的一类是社会创新实践者，以实践为导向，不理会这些“虚”的概念界定。比如，被哈佛大学老师盛赞的社会创新案例——中国兔王旭平兔业集团，其创始人三十年坚持探索了非营利组织、企业、志愿公益活动以及研究机构等社会创新形式。再如著名的深圳残友集团，形成了公司、基金会、服务网、研究会、社工服务社等集一身的社会创新系统。
国际上对社会创新的概念有几十上百种之多。对于什么是社会创新，以及社会企业表现形式以及是否分红，是否可以赚钱，也在演变之中。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界限也日渐模糊。英国“社会企业联盟”首席执行官Peter Holbrook撰文表示，英慈善机构超半数收入来自经营商业运作。我访学的英国北安普顿大学，其社会创新形式丰富多彩，有教学、研究和实践，实践形式有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和志愿公益活动等许多种。徐永光老师曾介绍了中国社会企业改制案例，其中，传统专家认为必须变为“不分配利润”，结果让如日中天的社会企业元气大伤，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理解和界定社会创新概念，我们需要理性、包容、开放、创新的探索，许多概念是在变化的。中国学界当年对“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邓小平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三个有利于”思想的启示，是有助于理解和界定社会创新概念的。中国社会创新，要实事求是，不要画地为牢、自我封闭和自我陶醉，要强调过程和客观结果。只要是有利于社会利益的创新活动，我们都应该给予鼓励和提倡。
其次，社会创新的参与主体和表现形式。社会创新的参与主体，中国偏向于慈善公益界，而国外的就广泛得多。比如，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社会创新研究中心对社会创新的参与主体的界定是：个人、组织(包含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和网络(个人和组织的联系连接状态)。社会创新的表现形式，牛津大学界定得非常广泛：“创新性”意味着新思想的产生和新模式的创建，从而解决社会或者社会环境问题。社会创新的创新性体现在三个方面：新产品和新服务(体制创新);现存产品和服务的更多社会效应的新用途(增量创新);构造社会问题的新标准新定义和提出新的解决方案(颠覆性创新)。
国内外社会创新的参与主体和表现形式有很大差异，中国社会创新偏窄，国外很宽。英国社会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从英国首相、英国大使馆、英国文化协会到各类组织和个人，乃至延伸到世界各地。2014年1月16日至17日，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共同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了社会企业大会，超过2千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通过了《斯特拉斯堡宣言》(The Strasbourg Declaration)，提出了10项关键的行动计划，旨在欧盟范围内大力推进社会经济与社会企业的发展。英国从2009年起即通过英国大使馆和英国文化协会在世界各地举行社会创新培训。
中国社会创新偏窄，主要体现在民政系统。这需要借鉴国外社会创新的参与主体广泛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需要包容、开放、创新的探索，这样活力和影响力才会大幅提升。
最后，社会创新的效率效果差异方面。中国社会创新很容易停留在道德层面和形式上的一些活动。节假日的送温暖活动、捐钱捐物活动。效率效果方面的考虑是需要加强的。“学雷锋日”，社会福利院、养老院、孤寡老人家等就被踏破了门槛。“学雷锋”的人，做“好事”还是老三样：扫地、擦门窗、陪老人聊天。有时为了拍一张给她洗头、洗脚的照片，洗了一遍又一遍，“服务”成了“折腾”。社会创新的效率效果不是很强调。
国外社会创新是促进社会进步、提升就业和创业水平等高度。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大部分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现了经济的增长，但也造成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社会创新强调创新创业的公共利益导向性，要有效地弥补市场不足和缺陷。传统上，“非营利组织”，或者说是“第三部门”、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共同构成了社会三大支柱。这三个部门在传统社会体制下具有相对清晰的边界。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动态演进，三个部门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社会创新是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开始逐步引入了商业化的运作模式，而以“营利”为宗旨的公司开始向公共产品市场开放。
社会创新要追求的效率效果。牛津大学认为社会创新强调市场导向性。“市场导向性”表明社会创业的绩效驱动、竞争性和前瞻性，这需要更大的责任担当和跨部门合作。社会创新既专门针对传统的竞争市场，但社会创新又另外拓宽“市场”的概念，超越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市场交换价值，它嵌入了公益性和社会性。
提高中国社会创新的效率效果，要摆脱道德绑架和形式主义，重视业务模式创新，不排斥商业和技术手段方法，重视管理创新，需要理性、包容、开放、创新的探索。正如阿育王基金会的创始人Bill Drayton所言：社会创新不仅提供产品和服务，还要创新调动社会资源和公众参与，探寻解决社会问题引发社会变革的根本办法。
英国领域权威杨氏基金会的报告，指出社会创新机会巨大，需要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的共同参与，采用创新模式。中国社会创新需要理性、包容、开放、创新的探索，向古今中外学习优秀文化财富，合理扬弃，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创新道路。
来源：公益时报
作者：汪忠(湖南大学中国公益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国北安普顿大学公益创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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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13 21:25:01